——開局之年看開局之勢

2023年春節后，各地出現保障企業用工需求的“搶人潮”“招工潮”。其實，“搶人大戰”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，但今年“戰況”呈現出一些新特點，不僅在時間上提前了，城市“搶人”的重點也轉變為“搶人才”和“搶勞動力”相結合。

今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。值得關注的是，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把教育、科技、人才進行“三位一體”統籌安排。三者通過協同配合、系統集成，共同塑造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。今年多個地區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及時呼應了“三位一體”表述。

用工大省趕早跨省“搶人”

春節還沒結束，東南沿海地區已在“拼”經濟上“搶先一步”，包括廣東、浙江、江蘇、福建在內的多個沿海用工大省跨省招工、引進人才。多地將招聘會搬到了務工人員家門口，通過現場擺臺、“直播帶崗”，讓招工更快捷、就業更方便。招到人后，又包機、包車接人，為務工人員返崗復工做好保障，實現“家門到車門、車門到廠門”的無縫銜接。因為防疫政策優化調整，招工效率也極大提升。

東部產業優勢地區“搶人”情緒高漲，體現了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后“拼”經濟的強烈愿望，也反映了年初勞動力緊缺的客觀現實。對此，有專家學者分析指出，首先，這些地區本身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占比較高，疫情及服務業下行等因素加速了進城務工人員返鄉回流，導致用工缺口大、招工難；其次，現在企業加速復工復產并迎來新一輪訂單爆發期，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作支撐；此外，過去的勞務輸出地“留人”的愿望日益迫切，也使得供需矛盾進一步加大。

拉長時間維度和空間跨度來看，“招工難”是不少用工大省企業主們多年來的“心病”，并非一時一地的難題。專家學者普遍認為，造成“年年招工年年難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：一是短期收入相對較高的網購、物流等服務行業，對年輕一代藍領工人具有更強的吸引力，他們不再安于工廠、流水線上的工作，而是選擇去當外賣員、快遞員；二是受限于戶籍及一些附屬的制度安排，農業轉移人口不能在一座城市“扎根”、成為“新市民”，安定感和歸屬感的缺失，使外來務工人員選擇流動到條件更好的地方；三是隨著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，中西部地區經濟崛起，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推進，越來越多人選擇在家鄉就業、創業，部分勞務輸出大省的人力資源供給明顯減少。

由此，專家學者建議，各地在打響“搶人大戰”的同時，也應投入更多的精力與智慧下好“留人大棋”。

從昆山探索看城市引才之道

人才流向，改變城市的格局和位次。江蘇昆山對此作出強有力的注解。

昆山已連續18年奪得“全國百強縣”榜首。2022年，昆山市全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5006.7億元，這一經濟體量超過了8個省會城市。

多年來，昆山在搶抓人才“第一資源”的道路上矢志前行。截至2022年7月，昆山全市人才總量達48.5萬人，引育國家級重大人才工程專家146名，數量位居全國同類城市首位。

江蘇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張春龍表示，依據“人才-創業-項目-資金”這一發展邏輯，城市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是人才。“產業與人才互促共進，產業是引才聚才的強磁場，人才高地又反過來筑起產業高峰。”

專家學者還發現，昆山正在持續優化對人才的精準服務，既花“真金白銀”，更具“真情實感”，把住房、就醫、子女教育等“關鍵小事”作為拴心留人的“頭等大事”來抓，讓“千里馬”在舒適“氣候”里競相奔騰。

在新一輪城市競爭中，昆山如何繼續保持領先地位、領跑優勢？昆山市委常委、組織部部長、統戰部部長孫勇表示，要主動跳出“縣級市思維”“跳出人才抓人才”，聚焦數字化時代的產業創新集群發展，把握好戰略機遇和發展優勢，推動產業鏈、人才鏈、創新鏈、資金鏈“四鏈合一”，讓人才引領新時代“昆山之路”越走越寬廣。

專家學者指出，城市之間在引才上的競爭，基本出發點是好的，但需要警惕可能引發政策的負外溢效應。比如，搶人才政策和戶口、購房資格掛鉤，可能誘發“戶口空掛”“懸浮型城市”等現象；引才政策讓公共資源被用來變相補貼大學生，繼而可能對農業轉移人口等其他勞動力群體產生一定“擠出效應”；三四線城市可能會受到一二線城市“搶人”的嚴重沖擊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區域發展的不均衡不協調等。

有鑒于此，專家學者建議，城市應找準比較優勢，集聚與自身產業發展相互成就、適配度高的人才。

新增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值得關注

目前我國共有105個大城市。江蘇昆山、浙江義烏、浙江慈溪和福建晉江這4個縣級市的城區常住人口都超過100萬人，被列入“II型大城市”。

“人隨業走，豐富的就業機會是其人口規模擴大的關鍵原因。”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、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。

城市之間愈演愈烈的“搶人大戰”，也反映出一個現實“隱憂”：人口的自然增長對常住人口增長的貢獻持續減弱，人口流動對常住人口增長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。

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，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，全國16~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更是比上年減少666萬人。這一年齡段的勞動者是經濟活動中最積極、最活躍的因素，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，也是人口紅利的創造者。

“人口對城市發展的影響是全方位的，更對城市人才政策帶來直接影響。”張春龍表示，老齡人口越來越多，流入人才放緩，在這種情況下，“搶人才”基本上等同于“搶人口”。

有專家學者表示，雖然我國勞動力人口暫不存在總量不足的問題，但對于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走低的趨勢，很多城市已經在“未雨綢繆”。其中，特別是在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方面的力度頗大。如浙江杭州今年將向二孩、三孩家庭發放育兒補助，還將在發展普惠托育服務、優化生育休假制度、實施住房購車支持政策、減輕家庭教育壓力等方面加大努力。不只是杭州，近期已有包括深圳、長沙、哈爾濱等多個特大城市相繼發布了生育獎勵、補貼等鼓勵生育的政策措施。

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中心主任張建平預測，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，每年會減少200萬~300萬的勞動力。而這其中，新增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值得關注，即擁有高等教育文憑的大學生數量將占到8~9成。“應結合國家關于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的改革思路，加大對技術工人、專業人才的人力資源培養。”他表示。（中國發展改革報社 記者付朝歡）